近日，《海峡导报社》在其头条号报道《男子入院六天身亡，医院“三过错”赔偿77万元》。法院查明：邹某（死者）男，生于年，生前是厦门某单位保安。年4月1日，邹某因“活动后气喘10余天”，就诊于医院心血管内科。最终法院委托西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鉴定，最终判决赔偿77万元。
从报道看看西北政法大学做出的鉴定意见：
西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于年1月24日作出鉴定意见书，该鉴定意见分析认为，医院诊疗行为存在三大过错。
第一，在患者就诊心内科、转诊神经内科、神经外科后，均未就病情及治疗方案、替代治疗方案向患方进行明确详实告知；
第二，在对患者行冠状动脉造影术后，未能完善心动超声检查，未行针对性治疗，导致未能及时阻遏继发脑梗死的发生；
第三，在对患者行脑动脉造影+血管内介入治疗(机械取栓治疗)后，使用抗凝治疗存在不当，不排除因此诱发脑出血风险，上述过错与患者死亡损害后果存在因果关系，过错参与度评定为40%-60%。
先看看鉴定意见存在哪些问题：
首先，“第一，第二、第三、、在对患者”的表述，是不对的，因为该人已经去世（应该表述为“对邹某生前”），这虽然不是“大问题”，至少是“错误”，尤其是鉴定结论，不能出现称呼错误。
其次，鉴定意见里称的“均未....明确详实”告知，应该是“从医患双方的陈述、病历资料中”显示做了“明确详实”告知；从“鉴定意见”里的表述去推理，我们有两种可能：没有告知或有告知但不够明确详实。这其实是有歧义的，不够精确，对于法官对“告知义务”的法律责任评判会有不同。
再次，鉴定意见，这里是说“未按照规范检查与治疗”，若做了就一定会“及时阻遏继发脑梗死的发生”吗？答案是确定的“不一定”。因此，按照“未能..未行...导致未能....发生”是说“不作为”直接‘形成了损害后果’。显然，以上的推论是不够精确的，应该是“未能...未行...对于及时阻遏继发脑梗死的发生不利”更为确切，这对于责任的承担比较客观。
另外，鉴定意见，从这条意见可以得出两个关键点：
其一、“使用抗凝治疗存在不当”，原因是“可能”诱发“脑出血”。这里有不同观点：“使用抗凝治疗存在不当”是不能“使用抗凝治疗”，还是“可以用”但要“适当”（用量与用法）及对可能发生的预防及处理“不当”呢（包括“明确告知”）？显然，本鉴定意见的表述不够精确。
其二、“上述过错”，仅是“使用抗凝治疗存在不当”形成了“死亡损害后果”，还是鉴定意见“第一、第二、第三”中的全部“过错”导致“死亡损害后果”呢？一起得出了参与度“40%-60%”呢？显然，本鉴定意见表述不够精确。
最后，从“鉴定意见”来看，其不仅是“表述”不规范、不确切、不精准，还存在重大的问题“不完整”，在“第一、第二”的表述，未对其“过错”与“损害后果”（包括最终后果），因果关系做“判定”以外，还要明确对“后果”的参与度“有无或大小”做结论。
另外，在“第三”中对于参与度的“40%-60%”的结论，是相当的“不确切”，这里也是证明鉴定人内心的“不确定性”的具体表现，并非出于“风险与科学”考虑。
从以上不难看出，医疗损害鉴定普遍存在以下问题：
（1）、对于“医疗损害鉴定”规则、原则掌握欠缺，欠缺规范化培训；
（2）、对于本案的鉴定意见，存在表述不规范、内在逻辑不清晰导致表述不精确、不完善，经不起“推敲”并“影响公正”；
（3）、从本案报道的“碎片化”信息里，医院应当承担至少为“主要原因力”的结论。非常浅显的理论，就是“把该做的做好了，一切后果与你无关”。因此，鉴定人要“有理有据”地做出“客观适当”的“鉴定意见”，经得起“历史的审判”。
王绪明，中共党员，具有临床医学、医学心理学、法医学（法医临床与病理学）、民商法学、经济学等高等教育背景，并取得相应医学、法医学、法律、鉴定职业资格证暨能力认证。
先后在延安市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从事警察、法医等辅助审判工作5年，医院法律顾问期间，直接参与医疗纠纷预防教育培训与纠纷调解、诉讼工作，先后法院鉴定机构与社会司法鉴定机构从事司法鉴定及管理工作20年，办理各类鉴定案件余件。
